7风暴眼1966-1971(1/2)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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田林家属院那个曾经充满零星笑声和短暂温情的大阳台,在1966年夏天到来时,仿佛也骤然失去了颜色,只剩下水泥的灰白和一种无形的、紧绷的压抑。日子并没有因为饥饿阴影的略微退去而变得轻松,反而被一种更喧嚣、更狂热、也更令人不安的巨大噪音所吞噬。这噪音来自高音喇叭里永不停歇的激昂口号,来自街头巷尾骤然多起来的、刺目的红色标语,也来自每个人心里那份无法言说的恐惧与茫然。





西贝额头上那道川字纹,在动荡不安的空气里,仿佛又深凿了几分。她已经十五六岁了,身量抽高了些,但因为长期的体力消耗和营养不足,依旧瘦削得像一根被风刮得微微打晃的芦苇,只是这根芦苇的芯子里,是越来越硬、越来越沉默的质地。家里的日子,在父母都身居领导岗位的光环与随之而来的巨大风险中,维持着一种如履薄冰的平衡。





偶尔,会有穿着中山装或旧军装的客人来访,提着用网兜装着的、不多的几个苹果或一包点心。谈话总是关着门,声音压得很低。父母会礼貌地送客,那些礼物通常被母亲孙兰不动声色地收进里屋,很少会立刻拿出来分给孩子们。避嫌,是这个家庭新学会的、必须遵守的生存法则之一。弟妹们似乎并不太在意这些,他们在父母的荫庇和西贝的羽翼下,依然保留着一些属于孩子的、对外貌的天然骄傲。二妹和小妹出落得越发清秀,大眼睛,双眼皮,高鼻梁,小巧的脸盘,是那种走在学校里会让人多看两眼的漂亮姑娘。当姐弟四人难得一起走在路上时,常常能收获不少或明或暗的打量目光。那目光里,有对二妹小妹容貌的欣赏,有对弟弟这个家中独子地位的隐约了然,也有落在西贝身上时,那种短暂的停顿和一丝不易察觉的困惑??这个姐姐,似乎没有完全继承父母外貌上的那些“优点”,她的脸更方正,眉毛更浓,眼神也更硬,是另一种截然不同的、带着棱角的、甚至有些过于“大气”的长相,站在弟妹身边,总有一种微妙的、格格不入的抽离感。西贝能感觉到那些目光,但她不在乎,或者说,用更深的沉默把自己包裹了起来。美或丑,在生存和恐惧面前,显得那么微不足道。





父母的心思,显然更多放在他们认为“有出息”的孩子身上。二妹成绩好,身体虽弱,却被寄予了“考大学、有前程”的厚望。母亲孙兰谈起二妹的未来时,眼里会有难得的光亮。而对西贝,他们似乎早已默默达成了共识??这个女儿,能干,能扛事,是家里的支柱,但也仅此而已了。他们对她的学业从无要求,对她的未来似乎也毫无规划,仿佛她生来就是为了承接这个家的重担,然后沿着一条看得见的、辛苦的轨迹走下去。西贝自己,对书本也的确提不起太大兴趣。课堂上的知识,远不如排球扣杀那一瞬的畅快,也不如算计着如何用有限的粮票让全家吃饱来得实在。她的大部分精力,被学校的训练、永远也做不完的家务,以及心底那处永不愈合的暗伤占据着,分不出更多给那些遥远的、虚无缥缈的“前程”。





弟弟,那个小时候像块橡皮糖一样黏着她的跟屁虫,如今个子蹿高了不少,有了少年的模样,但偶尔还是会下意识地依赖她。日子是苦的,是提心吊胆的,但孩子的心总能在缝隙里找到一点点甜。一个咸鸭蛋,母亲会仔细地切成匀称的六瓣,每人一瓣,用筷子尖小心地挑着吃,咸香的味道在舌尖蔓延,能让一顿清粥也显得有滋有味。大夏天,如果母亲难得地批下几分钱“冷饮费”,四个孩子就能分到两根白糖棒冰。西贝总是那个负责“执法”的人,用菜刀背小心翼翼地敲成四截,分给大家。舔着那沁凉甜润的冰碴子,听着弟妹们满足的咂嘴声,那一刻的欢笑声是真实而脆弱的。最快乐的莫过于母亲偶尔提回两个墨绿色滚圆的大西瓜。那简直是家庭的节日。围坐在擦拭干净的饭桌旁,看着父亲手起刀落,“咔嚓”一声,红瓤黑籽,汁水横流。每人捧着一牙,埋头啃着,瓜汁顺着下巴流,也顾不上擦。剩下的西瓜,会被仔细地放进一个装满井水的大红塑料盆里,镇上石头,沉在阴凉处。下次再吃,依旧是透心的凉。那种由食物带来的、简单的、共享的快乐,是灰暗日子里珍贵的闪亮碎片,短暂地照亮了孩子们的眼睛,也短暂地模糊了西贝眉间的愁绪。





还有夏夜的露天电影。学校的大操场,每隔一段时间就会挂起雪白的幕布。得知消息的那天,西贝会早早打发弟妹们吃完晚饭,然后全家总动员,抱着旧凉席、小板凳,冲向操场去“抢占”有利地形。凉席铺开,就是他们的“领土”。电影开场前,是孩子们最兴奋的时光,追逐打闹,交换着关于电影内容的小道消息。如果正好有冰镇西瓜,那就更美了。坐在星空下,晚风习习,一边啃着甜凉的瓜,一边看着幕布上黑白的人影晃动,英雄战斗,坏蛋伏法……那是属于那个年代集体记忆的、难得的松弛与欢乐时刻。西贝通常安静地坐着,看着弟妹们兴奋的侧脸,听着周围嘈杂的人声,心里会获得片刻奇异的宁静,仿佛外面的风暴暂时被隔绝在了操场的围墙之外。





然而,围墙之外的风暴,正以惊人的速度和破坏力,席卷一切。





然而,在“风暴”彻底席卷一切、学校完全停摆之前,西贝的人生曾有过一段极其短暂、却影响深远的“准轨道路期”??她被送入了一所纺织职业学校。时间大约是1965年,运动山雨欲来,但技校的教学尚未完全瘫痪。对她而言,这里与普通中学截然不同。课程简单直接:认识纱线、了解机器原理、练习基本的缝纫与裁剪。她喜欢这种“实在”,手指触摸到布料和线,比面对书本上陌生的字句让她安心得多。她学得认真,成绩中上,但真正让她在班里显得“扎眼”的,是她身上那股与年龄不符的沉默、早熟,以及眉宇间挥之不去的、带着防备的倔强。这种复杂的气质,在周围一群同样对未来茫然的半大孩子中,显得格外不同。





班里有个叫王志勇的男生,性子活络,胆子大,是班上的“孩子王”。他注意到了这个总是独来独往、干活却异常利索认真的“山东妞”。他有时会故意找茬,比如把她理好的线团弄乱,或者在她练习踩缝纫机时突然拍一下她的肩膀,想看她惊慌失措的样子。可西贝通常只是抬起眼,冷冷地看他一下,然后继续手上的活,仿佛他是个无关紧要的障碍物。这种无视反而激起了王志勇更大的兴趣。他开始换种方式,在她搬不动整匹练习布时“恰好”出现搭把手,或者把自己多领到的劳保手套“不小心”塞进她的工具柜。





毕业前夕,气氛已经相当混乱,很多人都在谈论未知的分配。一天放学,王志勇在校门口拦住西贝,脸有些红,眼神却亮得灼人:“西贝,以后……不管分到哪,咱俩能常联系不?我……我觉得你跟别的女生不一样。”





西贝停下脚步,看着这个平时咋咋呼呼、此刻却有些结巴的男生。她心里没什么波澜,只有一种深切的疲惫和清醒。“不了。”她声音平静,却像一块石头落下,“兔子不吃窝边草。以后各走各的路,都好好的就行。”说完,她侧身走过,没再回头。她没那份心思,也没那个余力。家里的空气一天比一天紧绷,父母的处境风雨飘摇,弟妹们惊惶的眼神,像一座座无形的大山压着她。感情?那是太遥远、太奢侈,也太麻烦的东西。更何况,她心里始终梗着“窝边草”这三个字,仿佛一旦触碰,就会让她本就狭小窘迫的生存空间变得更加复杂难堪。





后来她听说,王志勇没接受学校那看去向不明的分配,而是和几个胆子更大的男生,扒火车南下去了一个叫“深圳”的边界小城,说是“闯荡闯荡”。再后来,隐约有消息传来,说他在那边“混出来了”,“当了老板”。这些传闻像风中飘絮,掠过西贝的耳边,没有留下太多痕迹。那个在技校门口红着脸表白的男生,和她生命中许多模糊的面孔一样,迅速褪色,沉入了记忆的深潭。她脚下的路,是沉重的、具体的、无法逃避的家与生存。





“□□”正式开始了。这个词汇像一颗巨大的、燃烧的陨石,骤然砸进西贝一家原本就紧绷的生活,将一切短暂的温馨与脆弱的平衡砸得粉碎。大字报铺天盖地,墨迹淋漓,贴满了单位墙壁、学校公告栏,甚至家属院的楼门口。那些熟悉的叔叔阿姨的名字,常常以触目惊心的方式出现在“打倒”、“批臭”的标题下面。□□,戴着鲜红的袖章,喊着震天的口号,成群结队地走过,眼神里闪烁着一种混合了狂热、愤怒和茫然的奇异光亮。各种“运动”、“批判”、“斗--
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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争”接踵而至,空气里弥漫着硝烟和恐惧的味道。
  

  

  
孙兰和西林,一个是妇女干部,一个是大学校长,又都是专业军人出身,在“揪出□□”、“清理阶级队-->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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