8远山林啸1971-1973(2/2)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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点。当“上山下乡”的洪流涌来，政策规定，多子女家庭，若有一人去了边疆等偏远地区，其余子女可酌情安排在近郊。西敏是可以留在上海近郊的，孙兰嘴上不说但西敏却是孙兰最操心的子女，因为她年纪小从小身边长大，更因为她总是有奇奇怪怪的不符合这个年代的叛逆的念头。但西敏做出了一个让全家（尤其是孙兰）几乎崩溃的决定??她偷走了家里的户口本，瞒着父母，自行跑去报名，坚决要求去最偏远艰苦的北大荒，而且和韩杰报在了同一个建设兵团！她的理由简单而决绝：为了和韩杰在一起，为了远离这个令人窒息的家。
孙兰得知后，气得浑身发抖，生平第一次狠狠扇了西敏一个耳光，声嘶力竭地骂她“没良心”、“作死”、“要把这个家拖垮”。但西敏捂着脸，眼泪在眼眶里打转，却昂着头，一字一句地说：“我的路，我自己走。是好是坏，我认了！”那一刻，西贝看到母亲眼中不仅是愤怒，更有一种深切的、被女儿背叛和抛弃的伤痛，以及在这个特殊年代里，父母权威被彻底践踏、对子女命运完全失控的、巨大的无力感。打骂哭闹都无济于事，户口已经迁出，木已成舟。西敏带着一种悲壮的、决绝的勇气，和韩杰一起，踏上了北去的列车。站台上，孙兰西林都没有出现，是西贝去送的。沉默地拍了拍小妹行李，西贝看着妹妹倔强又掩不住惶惑的脸，也只说了句：“保重，常写信。”
西敏她没二妹西桦那么多“心思”，对啃书本也提不起太大兴趣。林区的苦，对她来说是真切的、□□上的折磨，但她有一种近乎鲁莽的生命力和一种“自说自话”的乐观（或者说，是逃避）。她很快学会了用大嗓门说话，跟当地的东北姑娘学怎么在冰天雪地里把自己裹成球还不影响干活，怎么用最粗野的话骂那些想占女知青便宜的“二流子”。她的适应，带着一种破罐子破摔的、热气腾腾的泼辣。
起初韩杰是躲避的，怕招惹是非。但西敏不管这些，见他活儿重，就大大咧咧地过来搭把手；看韩杰总是吃最差的伙食，会把自己省下的半个窝头“强硬”地塞给他；在他生病发烧、躺在冰冷的炕上无人过问时，是西敏冒着被批评“界限不清”的风险，偷偷从卫生所弄来几片药，用自己省下的白糖冲了水，逼着他喝下去。她的好，直接，热烈，不容拒绝，带着一种天真的勇敢，或者说，莽撞。对韩杰这样在歧视和冷眼中长大、早已习惯用冷漠外壳保护自己的青年来说，这种毫无保留的、甚至有些蛮横的温暖，具有致命的吸引力。他冰封的心防，在西敏日复一日、不知疲倦的“敲打”下，渐渐融开了一道缝隙。他开始默默回应，用他笨拙的方式：帮她干最脏最累的活儿，把分到的偶尔有一点点油星的菜拨到她饭盒里，在她想家哭鼻子时，沉默地递过来一块洗得发白的手帕。他的好，是实打实的，是渗透在每一天具体生存细节里的、沉默的温度，对举目无亲、在苦寒中挣扎的西敏来说，这种依靠和温暖，比任何诗篇和远景都更具吸引力。她几乎是毫不犹豫地、热烈地回应了这份感情。当西桦在家书中委婉提醒她考虑一下“现实问题”，特别是韩杰的家庭成分可能带来的影响时，西敏把脖子一梗，直接回书：“成分不好怎么了？他人好！对我好！这就够了！那些虚头巴脑的有什么用？能当饭吃还是能当衣服穿？姐，你别学爸妈那一套！”她的爱情，简单，直接，带着不顾一切的冲动和一种天真的勇敢，或者说，固执。她甚至觉得，自己是在“拯救”韩杰，用她的阳光驱散他生命里的阴霾。
消息，随着姐妹俩越来越频繁、也越来越厚的家书，传回了上海。
当母亲孙兰在信里读到西桦提到“易德”，并含蓄地说明对方父母也是南下干部，本人好学上进时，紧锁了多年的眉头，竟然难得地舒展了一些。她甚至戴上老花镜，把信反复看了几遍，然后对一旁看报纸的父亲西林说：“老西，你看，桦桦在那边，倒也不是全无收获。这个易德，听起来倒是门当户对，知根知底。两个孩子都有上进心，互相有个照应，也好。”她开始在心里盘算，等运动形势好一点，是不是可以想办法走走关系，把两个孩子早点“弄”回来，或者至少调到好一点的地方。西桦的婚事，在她看来，不仅不是麻烦，反而可能是一条摆脱困境的路径，甚至是一桩值得期待的“好姻缘”。
然而，当她读到西敏在信里欢天喜地、毫无遮掩地描述韩杰如何对她好，并直言“我们就认定彼此了”时，孙兰的脸色瞬间沉了下来，像外面的阴天。她把信纸“啪”地拍在桌上，声音都尖了：“胡闹！简直是胡闹！韩杰？什么家庭？小业主！这是什么成分？这种人家也能沾？”她立刻提笔回信，措辞严厉，勒令西敏立刻断绝与韩杰的来往，强调“这是原则问题，不能拿自己的前途开玩笑”。西敏的回信来得更快，字迹潦草，语气却是前所未有的强硬：“我的事情我自己做主！韩杰人好，对我是真心的！你们要是不同意，我就不回去了，就在这边安家落户！”末尾那近乎决绝的宣告，让孙兰气得浑身发抖，却又无可奈何。天高皇帝远，她能拿这个从小被惯得有些任性、现在又天不怕地不怕的小女儿怎么办？真让她留在那苦寒之地一辈子？那绝不可能！她和西林商量来商量去，只能暂时采取“缓兵之计”，在信里语气放软，说“从长计议”，“先以革命友谊相处”，“等回来再说”，心里却想着，先哄着，等把人弄回来了，再慢慢“做工作”，总有办法让这不懂事的丫头回头。一场关于“同意”与“反对”的拉锯战，在相隔数千里的书信中无声展开，而西敏，凭着那股执拗的劲头，居然暂时占了上风。
这所有的波澜、抉择、喜悦与争执，传到西贝这里，都蒙上了一层厚厚的、属于“旁观者”的模糊纱幕，以及纱幕后那清晰而尖锐的、属于“执行者”的琐碎与劳累。
西贝留在了上海，在棉纺厂当一名三班倒的挡车工。机器的轰鸣震耳欲聋，棉絮在空气中飞舞，沾满头发、眉毛、工作服。一个班下来，腿站得发僵，耳朵里嗡嗡作响，回到家，常常累得连话都不想说。但家，并没有因为她成为“工人”而有丝毫改变。母亲孙兰的注意力，大部分被远在东北的两个女儿牵动着，剩下的一小部分，则化作了对西贝更加具体、更加苛求的“指令”。
弟弟西春的道路，则是这个家庭重男轻女观念与时代机遇结合最顺畅的体现。他到了年龄，顺理成章地参军入伍，部队就在不远处的无锡。由于家庭出身“过硬”（父母虽是“□□”但未被彻底打倒，且是军人出身），本人又有文化、长得精神，他被选拔为部队首长的通讯员兼生活助理，成了“拿笔杆子”的机关兵，几乎没吃过什么苦。三年服役期将满时，部队领导很赏识他，明确表示可以提干。这无疑是那个时代一条光明的出路。然而，出乎所有人意料，西春拒绝了。他对父母说：“提干是好，但留在部队不自由。我想回上海，离家近，能照顾家里。”这话说得很是孝顺懂事。但西贝隐约觉得，弟弟或许也厌倦了部队严格的纪律，更向往上海相对熟悉和舒适的环境，以及凭借家庭背景可能在上海获得的好安排。父母虽然有些惋惜，但儿子愿意回到身边，自然是高兴的。于是，西春顺利退伍，转业分配到了青浦的一家机械厂。虽然离家也有几十里，但比起两个妹妹的天涯海角，已是近在咫尺。他每周都能回家，带着部